2022年4月1日

漢字在歷史上的三次突破

作者 jerryyou

轉載自黃德寬:漢字在歷史上的三次突破

漢字從遠古走到今天,變成系統的文字,是從甲骨文開始的。三千多年來漢字發展遇到過什麼危機?它是怎麼突破的?怎麼能夠發展到今天,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典文字,成為中華文明的智慧象徵? 

化解第一次危機:突破以形表意,走上“形聲化”道路

從夏代到殷商甲骨文,這中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,所以我們看到的甲骨文是成系統的、完善的文字體系。

按照甲骨文來看,早期的漢字是以形表意,客觀上有一個物象,把這個物象描寫下來造一個符號,就是所謂的象形字,用許慎的話講是“畫成其物,隨體詰詘”,即把物象畫下來隨着物象的形狀形成彎彎曲曲的線條。如果看到動物,就乾脆畫一個動物,例如“象”,一看鼻子這麼長的動物就是大象的“象”。

有些意思不太好用象形表示,例如“上”“下”。但是古人很聰明,“上”“下”是相對應的概念,畫一橫做一個參照,然後在長橫上面畫一短橫就是“上”,長橫下面畫一短橫就是“下”,長橫可以寫得彎曲一點。這就是指事字。

這真是很奇妙,“見形知義”,有很多人說漢字太好了,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意思,其實不是那麼簡單。世界上萬事萬物都要用語言文字記載,還有很多符號沒有辦法畫出來,例如“思考”。我們講話的時候有很多虛詞,“哼、哈”等,古人也有“之乎者也”,這些虛詞也是畫不出來的。完善的文字,要準確地記錄語言,才能把事情記錄清楚。

這就是漢字遇到的第一個困境:很多東西沒有辦法表現,無形可象。造不出來字了,這個文字系統就不完善了,如果找不到解決辦法,那麼這個符號系統就要走向滅絕。

面對困難,古人想出了兩個解決辦法:第一個辦法是假借。思想的“想”造不出來,借同音符號替代;要表示大概、可能,甲骨文用“其”表示,“其”沒法造出來,就借同音的簸箕的“箕”來表示,於是形成了一個方法叫假借。那麼多符號本來有自己的用法,又用作別的用途,借來借去一團混亂,就分不清楚了。現在對甲骨文進行抽樣統計,70%的字是假借。為什麼現在破譯甲骨文很難?除了一些字我們認不出來之外,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假借字還解決不了。

除了假借,在甲骨文中還出現了另一種造字方法,用一個符號表示這個字的意思,再借一個符號來表示這個字的讀音,把意義和聲音合在一起,這就是形聲造字法,例如“鳳”字是象形字,但是甲骨文中經常借作颳風的“風”,怎麼辦?改造它,在鳳鳥上面加了一個“凡”聲,就成了鳳凰的“鳳”。這樣一來漢字就突破了“無形可象”的困境,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莊大道,任何新詞新語都可以用形聲造字法,我們現在還在用這個方法造字,例如今天很多化學元素的字就是這麼造出來的。

化解第二次危機:隸變突破古文篆體書寫效率低下的困境

漢字突破了第一個困境之後,馬上遇到了第二個困境。春秋戰國社會發展非常快,文字使用面越來越廣,連一般的工匠製造器物也會在上面標識文字,於是開始追求簡省。這種簡省改變了漢字早期的一些形態,也就是說,按傳統的寫法漢字又進入到一個危機,即古體漢字書寫效率低下,和當時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。

怎麼突破這個矛盾?有些人開始草率地書寫,改變它原來的樣子,戰國時已經開始出現這個現象,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,不專門考證就沒有辦法確認。寫得很潦草,人們通過這個辦法來突破書寫效率低下的困境,這種突破就改變了古文字的書寫系統,帶來了整個文字系統的古今轉型。在戰國時期秦簡上出現了早期的改變篆書曲線、變得平直方正的寫法,這就是早期的隸書。秦始皇統一中國後,推行“書同文字”的文字政策,用的規範字體是小篆。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隸書,隸書就是小篆的簡寫,把小篆的彎彎曲曲變成平直方正,即所謂的“解散篆法”。

這種發展一直延續到漢代。馬王堆帛書是漢代早期的材料,就是隸書,但還帶有點篆體的味道。一直發展到漢武帝時期,隸書成熟了,例如北大藏的漢簡就是成熟的隸書。

隸書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體,改變了古文字的形態和面貌,漢字的結構古今就完全不同了。形象性很強的篆書形體到了隸書階段,基本已看不到字形和字義的關係了,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“為”,這是一個動作,是用手牽着大象,金文還能看到樣子,但是小篆已經看不清楚了。所以東漢文字學家許慎解釋小篆“為”字時就不知道原意是什麼了,結果他解釋“為”是母猴也,說猴子喜歡用手抓,不斷在動,所以“為”有“動”的意思,這是根據小篆訛變形體做的解釋。到隸書以後,“為”字一點也看不出來和大象有關,當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關。

正因為隸書的變化,古文字變成了今文字,今文字指的是隸書,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。因為當時的人們局限於文物材料,只看到大篆小篆,還不知道甲骨文。

隸書寫得很美化,“一波三折,鶴頭燕尾,左右分背”,但是用筆“波挑”,寫起來也慢,最快的辦法是直來直去,而直來直去的結果是產生了新隸體。從東漢開始,慢慢地到了今天的樣子,整個過程就是從隸書到楷書的過程。隸、楷都是今文字,楷書只是隸書的楷正化,所以早期的楷書也叫隸書,我們現在把它們分開了,這就徹底完成了漢字的古今轉變,這個轉變最後使漢字形體從書寫效率低下的困境走出來,變得更加快捷。楷書是漢字形體發展的極致,漢字的筆畫系統和方塊字形態至楷書最終確立。

但是前人又做了創造,覺得隸書不夠快,於是漢代還出現了草書,草書就是隸書的草寫,寫起來隨心所欲,從漢代的章草,進一步發展到唐代的狂草,又叫今草。草書最早還是為了追求書寫便捷,但是太快速、太便捷寫成的一個輪廓,辨認起來很困難,規律性不強,所以過猶不及,就沒有作為一種字體保留下來。

比草書規範一點、比楷書又快一點的中間狀態,就是行書。所以行書是“風流婉約”,寫得很漂亮,最好的行書是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,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。行書、草書也體現了人們對書寫便利的追求,但是最終成為一種審美的藝術,行書也是適用的手寫體。

漢字從古文字到今文字,就是從古文到隸書再到楷書,完成了一次古今轉變,這一次轉變確定了漢字的基本格局,漢字從古老的形態轉化成了抽象的符號。自隸書以後漢字從彎曲的線條變成了點畫的組合,組合的目的是提高書寫效率,犧牲的是漢字的形象性,以後再想通過字形去找漢字的字義,就比較艱難了,因此隸書以後,漢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。

化解第三次危機:放棄拼音化道路,完成現代轉型

18 世紀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,開始了現代化歷程,實力增強,造出洋槍洋炮,蒸汽機發明後又開始遠洋航行。日本明治維新後也開始學習西方。當時的清王朝已經無法高枕無憂了,所以晚清出現了一系列重大危機,隨着鴉片戰爭、甲午戰爭的失敗,國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際,封建王朝風雨飄搖,怎麼辦?有一部分人開始反思,要改革,要學習西方。

這時候,一部分反思者從文化層面反思,認為中國落後是因為教育不發達導致科技不進步。1902年吳汝綸到日本考察,回來以後建議要像日本人那樣重視教育,改革語言文字,統一國語。為什麼語言文字跟現代化有關呢?他們發現歐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,日本人學習歐洲,用五十音圖,學習拼音文字很快,而漢字太難學,於是想從語言文字上進行改革。

嘗試拼音文字,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傳教士。明末傳教士利瑪竇,比較早就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來拼漢語。這些東西也影響了當時的文人。有一部分人在此啟發下開始創造中國的新文字,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漢字改革方案,比較著名的有盧戇章的《切音新字》。

盧戇章的《中國切音新字》

在這個過程中,真正對漢字改革影響比較大的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。一些人覺得要學習西方進行拼音文字的試驗,認為要改變思想觀念首先就要改變書寫系統,要讓漢字變成拼音文字,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現代化接軌,學習西方的技術。這方面,最有名的是錢玄同,他說漢字“欲廢孔學,不可不先廢漢文”。

當時關於漢字改革的討論非常熱烈,社會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、廢除漢字,這方面,蔡元培在當時的影響很大。另外像胡適、陳獨秀、魯迅等,也都支援錢玄同的觀點要廢除漢字。不過陳獨秀和胡適還提出,把漢字廢了也比較難,因為面臨一個問題,中國各地說方言,如果用拼音文字,該拼誰的?所以大家覺得,要搞拼音文字,首先要把語言統一起來,加強國語。所以胡適提出文學革命,要學國語,“先有國語的文學”再有“文學的國語”,這樣兩者相互影響,當時的學者提出,以北方方言作為基礎的民族共同語。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方案,例如趙元任等提出的羅馬字的拼寫方案。

同時,瞿秋白、吳玉章、林伯渠、蕭三創造了一個拉丁化的字母方案,並且還開了一個代表大會,這個新方案1933年前後傳到國內,又有一部分人支持這個拉丁化新文字。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區、國統區都進行了推廣,印了很多材料和讀物,這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方案。

可以說從晚清開始,有識之士為改變中國,走現代化的道路,提出了各種文字改革方案。這些方案中,有的是在漢字基礎上的改造方案,有的是全盤學習拼音文字的方案,同時推進了民族共同語,統一國語。在這個過程中,大家覺得發展成拼音文字要有一個過程,不能一下就變成拼音文字,於是使用了一個過渡辦法即簡化字,1935年國民政府公佈了《第一批簡體字表》,但是後來沒有推行。

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,繼續推動文字改革,國家建設初期即成立文字改革委員會,吳玉章、郭沫若是關鍵人物。周恩來在1958年政協報告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》中提出了簡化漢字、推廣普通話、制訂和推行中文拼音方案三大任務。這三項措施基本上是繼承了近代以來的語文現代化成果。2004 年統計顯示,大陸95.25%的人會用簡化字,同時繁體字還在一部分小範圍內使用。《中文拼音方案》很快也推行了,並且成為聯合國拼寫中國人名地名的規範。

在這個過程中,出現了漢字繁簡之爭。前些年有政協委員提案要求恢復繁體字,有人開玩笑說,這樣的恢復還不夠,要恢復到甲骨文才行。有人認為,繁體字保持了中國傳統文化。其實,繁體字和保存中國文化沒有太大關係,因為它早就不是原始狀態了。

回想三千多年來,漢字經歷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機的化解,確實是了不起。可以說漢字文明是中華文明智慧的體現,也正好體現了一個精神,《周易》講“窮則變,變則通,通則久”,總結文字的發展,這個“變”就是適應社會需要,適應應用是它的根本。

(作者係中國文字學會會長、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)